工业软件是距离普通人生活较远的一类软件,但却是现代工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工业软件中的仿真软件虽然所占比重不大,却起着“支点”的作用,足以撬动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
然而,我国仿真市场长期被国外仿真软件占据,中国仿真软件的自主研发之路一直崎岖不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50年,数次进攻,屡战屡败。但仿真软件是中国工业软件界不可放弃的阵地,仍然有一些仿真公司和研究所在屡败屡战。
在国际新常态下,尤其是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国际打压事件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仿真软件“卡脖子”的困境必须尽快被解除。近日,《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国内仿真软件领头羊企业安世亚太公司的高级副总裁田锋,详解中国仿真软件为何会进入被“卡脖子”的境地,以及在新的大环境下,中国自主仿真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机遇。
仿真试验就在我们身边
《中国经营报》: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工业软件“卡脖子”成为新常态,尤其作为工业软件核心之一的仿真软件更是“卡脖子”的主要领域,能用简单形象的语言介绍一下工业软件是什么?
田锋:工业软件一般指融合工业相关的基础学科原理、工业机理以及工业知识,用于工业当中的一类软件。
融合基础学科原理,比如融合物理学、化学、流体力学等;融合工业机理,比如融合工厂中产线流转、工业控制等工业机理;融合工业知识包括融合工业管理知识、现场运行知识等。
《中国经营报》:仿真软件隶属于工业软件,在工业当中一般起到什么作用?
田锋:仿真软件从细分范围来讲属于第一种融合基础学科原理而形成的软件。具体融合的基础学科原理包括力学、化学、流体力学、运动学、电磁学等等。融合之后可以在对应的工业场景或者工业现象中进行计算。
因为在各种工程中遇到这类基础学科,无法凭感觉、凭经验得出结论,往往需要用计算机对它进行计算得到结果。相当于利用仿真软件做试验来确定这个设计是否符合最初的目的和要求。
一般而言,物理试验是一种方法,但通过仿真软件做虚拟试验则是另一种更简洁、更省钱、更深刻的试验方式。通过仿真试验,我们不仅可以确定设计是否符合最初的目的和要求,甚至还可以找到比预期更好的设计方法。
《中国经营报》:对于普通人来说,仿真软件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具体的例子让我们更快地理解仿真软件吗?
田锋:问一个小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当然没人去做这种真实的试验,但我们可以在计算机里做仿真试验,去测试不系安全带人会怎么样。
另外,我们还可以用仿真软件来测试,汽车在多快的速度下发生碰撞会产生致命伤害。仿真试验的结果显示,即使汽车行驶很慢,当时速达到40km/h的情况下撞击墙壁,驾驶员的伤情就是致命的。这些汽车安全试验现在大多用计算机来做。
中国仿真软件之困
《中国经营报》:目前而言,在我国仿真软件领域,国产仿真软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为什么仿真软件会是工业软件中“卡脖子”比较明显的领域?
田锋:工业软件中的设计软件,卡脖子的现象并不明显,因为它的瓶颈不明显,很多公司都能提供。
仿真领域卡脖子现象很明显,是因为国产仿真软件现在还比较弱小,而且现在全球最大的仿真软件提供商在美国。
另外,仿真软件卡脖子的现象不是现在才发生,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就发生了,因为仿真软件应用较多的行业是军品行业,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企业向中国军品行业售卖仿真软件。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产仿真软件比较弱,主要是软件技术比较弱吗?
田锋:实际上从基础技术上讲,国产仿真软件并不弱,我国从1970年左右就开始了仿真相关程序的研制,国产仿真软件的开发起步并不算晚。
我们最弱的是市场,因为现在市场上在用的仿真软件主要是国外软件。国产仿真软件开发出来,没有被市场用户使用,就不能对产品进行持续迭代。当你做出一款产品但是不能被市场用起来的时候,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存在。
不过,从技术角度讲,国内仿真软件公司的技术能力已经完全具备开发中国工业水平相对应的仿真软件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这样的速度并没有在软工业中发生,软工业发展缓慢,甚至是不发展或倒退,像仿真软件这种软工业就是在倒退。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过去,国内在工业软件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比较弱,企业用户往往能以零成本获得国际最先进的软件,导致国产仿真软件很难在商业上成功。
当技术能力不能兑现成商业成功的时候,人才也不会在这个行业停留,要么转行去卖别人的东西,要么转行到别的行业中去。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说国内仿真软件公司的技术能力可以满足中国工业的需求?
田锋:实际上目前中国工业的水平并不高,对工业软件的需求也不高。
国外的仿真软件固然非常好,但百分之七八十的功能中国公司是用不上的,就像我们不会用到Word 80%的功能一样,工业软件也是如此。
在中国目前的工业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去用一个工业水平很高的国家生产的工业软件,因为没有那个工业水平,就不会有那些需求。
国产仿真软件公司的技术能力虽然比不了国外,但是我们比中国工业水平对应的需求要高,安世亚太最近开发出来的软件已经证明了现状就是这样。
所以说,仿真软件卡脖子其实不是技术问题,更多的是市场开发和商业环境问题。
解困之法
《中国经营报》:现在国内市场大部分的企业已经在使用国外仿真软件的情况之下,怎么让这些用户放弃国外的软件,选择国产的仿真软件?
田锋:我们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呼吁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就是说企业中用的任何一款软件都必须是合法购买的,不能去用盗版软件。
有些人把盗版别人软件的行为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认为不花钱使用国外的好软件是爱国行为,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用户购买软件的时候就会心疼,国产仿真软件的机会也就来了。例如一家公司有10个工程师,就需要10套仿真软件,国外贵的仿真软件用起来心疼,是不是就可以考虑性价比更高并且同样可以满足企业需求的国产仿真软件。就好比买不起劳斯莱斯,买辆吉利不行吗?其实满足企业需求就行。
并且还可以搭配选择,比如10个工程师,其中只有一个顶级工程师需要高级功能的国外仿真软件,另外9个工程师用普通的国产仿真软件就可以满足需求。“搭配购买”对企业而言成本也更低,同时可以让国产仿真软件跟国外仿真软件同平台运行、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做好了,市场自然会起来。
第二条路径是安世亚太在过去25年服务客户中形成的赋能方法论,也叫仿真能力体系建设方法论。
我们发现国外仿真软件很贵,很高大上,功能也确实不错,但是使用的企业并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能力。同时,用户也有误区,认为买了仿真软件就能变成自己的能力,其实买了仿真软件不能变成能力是常见的事情。拥有这种能力的背后实际上依赖一套逻辑,需要通过一套体系把仿真技术变成企业的研发能力,或者是虚拟试验能力,是一种让仿真试验替代物理试验的能力。
《中国经营报》:具体而言,如何让企业购买仿真软件之后能转化为企业自身的能力呢?需要另外付费吗?
田锋:企业拿到一款仿真软件,要变成替代试验的能力,其实还需要配套咨询服务。
企业在实践中已经发现这套咨询服务非常有效,可以明显地把企业的仿真试验能力建立起来。
国外仿真软件的功能虽然强大,但没有人去做这种深度服务。国外仿真软件公司在中国设置的办事处或者代理公司都是为了卖软件,他们通常只提供普通服务,比如打电话介绍一下功能怎么用、菜单怎么点。我们提供的是高水平的服务,能帮助用户把这种技术转化成用户能力。
《中国经营报》:第二条途径意味着从单纯的售卖软件到“售卖软件+售后服务”的方式,这种方式市场的接受程度如何?
田锋:我们正在呼吁让企业能够购买咨询服务。在中国市场购买仿真软件的一般是央企、国企,因为越复杂的产品对仿真试验的需求越高。央企和国企在购买软件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经过立项,通过之后再去购买。但是他们立项购买的设备表里有硬件有软件,却不允许有咨询服务这样的条目。
但是我们提供服务实际上费用是挺贵的,因为工程师很贵。我们认为购买服务是非常理性的一件事,因此也在呼吁国家采购机制做出一些变化。
3~5年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中国经营报》:目前国内市场,用户使用国外仿真软件和国产仿真软件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田锋:仿真软件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标准化的通用软件,卖给用户一个授权,用户就能使用。还有一种是根据用户特定的需求定制开发的非标准类仿真软件。
在中国市场中,从销售额的角度讲,这两种仿真软件各占一半,比如市场总销售额为10亿元,其中5亿元是买了标准通用软件,5亿元是买了定制软件,标准通用软件中99%来自国外公司,定制软件99%是中国公司开发。但是从利润的角度讲,标准通用软件的利润最高,定制软件需要工程师一个个的定制开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
所以中国的仿真软件企业基本上是靠卖人力养活团队,利润都很低。这就导致从事二次开发的仿真软件工程师,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实际上的收入并不一定高,而他们的能力其实比较高,毕竟要掌握基础学科知识,还有掌握开发能力等,从这点上看挺不合理。
《中国经营报》:安世亚太作为国产仿真软件领域的领头羊企业,有没有考虑做标准通用的仿真软件产品,跟国外的公司竞争?
田锋:不是未来,是已经做出来了。
因为这几年政府已经注意到,虽然在国民经济收入里面,工业软件的占比非常小,它是个杠杆支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非常巨大。“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说的正是仿真软件的重要性。
政府已经意识到,在有些行业中不能只用国外软件,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国产软件,哪怕国产软件不是那么好,也必须买,因为要让国产软件成长起来。
很多专家说2020年是工业软件元年,虽然不是官方说法,但这个赛道重新热了起来。之前被国外软件压制的、抬不起头的国产仿真通用软件可以喘口气了。
安世亚太三年前就开始研发仿真软件的标准通用版,我们刚刚发布的是一款可以跟国外仿真软件在我国工业需求范围内进行PK的一套软件,而且比国外仿真软件更便宜。
《中国经营报》:安世亚太现在做的通用仿真软件,和之前一些国产软件公司做的产品有哪些不同?
田锋:过去中国一些做通用仿真软件的公司打的都是擦边球,做的是国外仿真软件公司不做的功能。这三年新赛道(被卡脖子和国家指定需要使用国产软件的领域)的出现,到了应该做满足中国工业“刚需”的仿真软件的时候了。安世亚太做的通用仿真软件基本上可以覆盖国际仿真软件百分之三四十的功能,而且这百分之三四十的功能是中国企业真正需要的。这是安世亚太300多个工程师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每天观察用户使用国外软件的哪些功能,记录下用户准确的需求,然后在开发通用仿真软件时优先开发了这些功能。
我们选择守正,而不是出奇制胜的出奇。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这套软件比较符合中国用户的常规需求,在新时代的特殊时期,至少可以守正3~5年。
《中国经营报》:在国际局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大环境下,国产自主仿真软件的发展存在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对于国内的企业而言,应该如何把握这一机遇?
田锋:最大的影响是让我们这些国产仿真软件企业有一个相对的、比较好的发展环境,能够比较稳定地发展3~5年。
这样的话大家就都有信心,行业里的人才有信心留到这个行业,我们也有信心去投入更大的资源,同时我们也可以去融资,这个时候资本非常愿意给我们投资,让我们去开发。
有资金、有人、有需求、有技术,实际上具备了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发展起来。
3~5年的时间,国产仿真软件的技术水平应该能达到了国际水平的百分之七八十。
毕竟,要想和国外的仿真软件进行PK,至少大家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比如说国际上有一个第一梯队,至少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在第一梯队里面。我们认为3~5年中国会有仿真软件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中国仿真软件需要多久能走出卡脖子的境地?现在处于哪个阶段?
田锋:真正走出卡脖子的境地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说实话,现在中国仿真软件连正在走出卡脖子的境地都谈不上,2020年才是元年,而产业的培育是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开始走向成熟。
(编辑:张靖超 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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