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二十年，中国制造融入了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洪流，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现在，也能看到诸多不利的“国际化逆流”因素。“全球化”是一体化无缝使用全球资源，而“国际化”则是在国家边界下进行并列的交换。脱钩这个概念，就是国际化逆流的一种表现。而全球供应链，也在对抗经济性原理，形成站队选边的苗头，这给中国制造意欲再攀新峰带来了全新挑战。


质量是制造永恒的旋律。中国制造，在这样一个当口，需要重新审视质量思维，才能走过这道坎。然而，对于企业家而言，质量的话题实在过于落伍，似乎已经成为中层干部甚至是现场工人的事情。


事实恰好相反，中国质量一直就是一锅夹生饭。中国质量体系，一直就未能正源清本，正面建立根据地。中国工业体系始建于前苏联的156个援助项目，这些分布在各地的项目，就像梅花桩落地一样，确立中国工业的结构体系。在昔日计划体制下的“质量”语境，对于用户的认识，几乎是零。至于设计与质量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这期间，质量经常被看成是一种时髦或者上进的榜样。


中国质量体系建设，跟国际的接轨，始于1987年开始跟随ISO国际标准，之后1994年有了ISO9000正式版。在1996年机械部发起的机械工业三大战役的时候，“产品质量翻身”名列首位。然而机械部在1998年被解散。质量体系，就像是一盆被仓促震翻的火炭炉，火星四下而去，体系再难说完整。这是一个大干快上的挣快钱的潮流，那是中国制造业的加速度时代，只要有设备，搞制造的几乎没有不赚钱的。ISO标准，已经基本沦为一张郑重而空洞的道具，一如每年新年家门口要贴的千篇一律的对联。


而在2001年之后，中国质量就是跟着全球化的大船，顺风而行，见山开山，见水搭桥，都是应景之作。太多的企业，需要ISO这张证书，来证明质量流程已经符合规范。但实际上，在很多企业，这不过是一种应景性的背板。当标准认证组的人一离开，它们的命运就像高峰会的背板一样，会议之后立刻被撤走。无论如何光彩，生命只有三两天。


这期间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制造商，包括华为、富士康、海尔、格力等，都在质量方面建树颇丰。然而这只代表了个体的崛起，一个群体的质量思维，还没有形成。质量体系，不是简单的标准、计量、认证这些质量基础设施的硬件叠加，而是由工业思维、质量意识、品质荣尊感等工业文化的软实力之和。


而在工厂，质量体系的范畴，则更值得思考。形式上的物化，并不是质量思维的等价物。日本精益生产中的看板，看上去不过是上下工序的物料衔接。站在机器旁边来看，上道工序给下道工序发了一个神奇的筐，正好装满了后者所需要的全部零件。这些表象，根本不是质量体系的要义。看板真正的意义，是在经济学的贡献。后道工序是前道工序的“用户”，为前道工序提供了现金。次品交接，就是断后者财路。只有将现金流的意识（这是企业的生存之本），灌输到产线的每一个岗位，这样的质量体系才是真实有效的。


美国质量大师戴明在日本最大的功绩，就是一套系统原理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他1950年在日本提出“使生产成为系统”的看法，切中了日本早期幼稚制造的要害。只有生产系统是稳定的，才可以谈得上后来的精益系统或者丰田生产方式。日本管理者和工程师，在制造之外，构建了一套质量系统，然后三十年如一日，一板一眼地实行。这才是日本制造真正胜出的原因。


而当下，国际化逆流涌动之地，中国制造需要一种群体质量的提升。“新质量思维”呼之欲出，既有新的数字化技术的加持，更有对质量体系的深度普及，重新熔炼中国制造尚未成熟的质量心智。